2016年4月的一个晚上，有人在虹桥机场拍到一张照片，72岁的任正非独自一人拖着拉杆箱，排队等出租车，身边没有助理和专车。过了两个月，又有人在深圳机场的摆渡大巴上，拍到几乎同样的场景。

这一年的5月30日，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大会——1978年，33岁的任正非也曾参加过这个大会，是6000名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人之一，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俱到场讲话，轮到任正非发言时，他说：“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熟悉他的言行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表现得忧心忡忡，随时准备迎接“大限”的到来。

事实上，华为是四十年企业史上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2012年，华为取代爱立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者。2014年，华为的国际专利申请件数超过多年盘踞第一的美国高通，位居全球公司之首。在2017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华为以785.1亿美元营业收入名列中国民营公司第1名，全球第83名。

任正非似乎是一个笛卡尔式的怀疑主义者，他们承认知识的有限程度，对人类行为的正面动机欠缺信心，因而更愿意以系统性的怀疑和不断的勇猛考验，达到求知求实的目的。放置于中国，他则类似于商鞅、曹操这样的人物。

多年以来，他一直拒绝与媒体直接见面，只在2014年的6月，接受过一次并非事先安排的、短暂的记者群访。外界对他的思想的了解，全部来自于那些有意无意“泄露”出来的内部讲话或信件：

2000年，华为跃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他发表《华为的冬天》，提出“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

2002年，他写下《北国之春》，认为“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2012年，他发表《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中透露“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破灭，公司内外矛盾交集，我却无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我的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

对于危机，他仍然保持了极大的警惕：“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

在一份内部讲话中，他更直率地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华为）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向死而生”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元命题之一，死亡在存在论上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萨特才说：“我不是为着死而是自由的，而是一个要死的自由的人。”在任正非的所有传世文本中，均未见他言及任何哲学家思想，这只能说，是生命的苦难和磨砺让他成为了一个悲观的勇敢者。

华为是一家非常独特而神秘的企业，在资本架构的设计上有两个特点：

其一，任正非本人在华为的持股比例只有1.01%，其余的98.99%属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十多万名华为员工在服务期间享有股息分红权，离职之后则再无瓜葛，任正非说这一制度设计是当年他与老父亲讨论的结果。

其二，华为是资本市场的“绝缘体”，在2013年4月的一份内部邮件中，任正非明确表示:“未来五到十年内，公司不考虑整体上市，不考虑分拆上市，不考虑通过合并、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资本游戏。”

在某种意义上，华为更像一个内向繁衍的“种族部队”，自生胚胎，外拒通姻，因而保持了强大而纯粹的文化聚合力，同时也容易引发外界的好奇和猜测。

2012年，当华为超越爱立信之际，《经济学人》曾发表《谁在害怕华为？》一文，质疑华为的崛起，引起了关于网络间谍活动的恐慌：“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帮助华为赢取海外合约，以便让谍报人员利用其网络来进一步窥探全球电子通信网络。”

在企业文化上，华为的全部管理制度和政策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正是这种对前进的不容置疑的拥抱，造就了一支很难被击垮、却又有着种种内在纠结的战斗型组织。

在华为，有两个“10%”的制度：

其一，公司每年拿出营业收入的10%投入于科研，这一制度坚持了二十多年，使得华为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研发冲击力的科技公司。在2015年，华为的研发经费为596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全国25个省市的研发投入。

其二，每个层级不合格干部的末位淘汰率要达到10%，这使得华为内部的岗位竞争空前激烈。在1996年与2007年，华为曾发起过“集体辞职”的大运动，每次均有七千人递交辞职报告，在接受组织的评审后，再行签约上岗。为了保持公司的年轻态，华为还规定45岁即可申请退休。

在任正非的价值观里，“企业的意义”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活着是至高无上的信条。

华为对国家的责任是合法纳税、多纳税，而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则只与契约有关。有一次，管理学教授陈春花与任正非对话，谈及员工与公司的关系时，她用到了“感恩”这个词，任正非当即表示不接受，他说：“在华为，我们不需要员工感恩，如果有员工觉得要感恩公司了，那一定是公司给他的东西多了，给予他的多过他所贡献的。”

到2017年，任正非创业满三十周年。如果不是在1987年以2.1万元资金创办了一家叫华为的小公司，他现在应该是一个疾病缠身的退伍老军人，每天郁郁寡欢，偶尔写一点不咸不淡的回忆小文，以翻阅《读者》杂志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