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为何越减越重？
日本、韩国减负减了几十年，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们给正在努力减负的我们什么启示？

最近，两会期间，“学生减负”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3月16日教育部部长答记者问中，就“减负”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问题做了解答。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学而思也响应减负号召，减少线下授课时长，所有晚课在8点半之前结束，于7月起全面实施。

可以说，“减负”这个词一直以来都很“热”。早在1955年，新中国就第一次发出“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近年来，社会各界给学生“减负”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一浪高过一浪。 

此后，虽然部分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减少作业量、不布置机械重复和大量抄写的练习、调整课程和授课时数等，但是减负效果甚微。

我常常听到身边做了父母的亲戚朋友抱怨孩子作业繁重，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家长陪读、陪写作业也很辛苦…… 

为什么减了这么多年，孩子和家长的负担和压力不减反增呢？我们对“减负”一词是否存在着误解？

同为人口稠密的东方国家，日本、韩国也先后经历“学生减负”时期，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其教培机构又经历了怎样的竞争与规范？

从他们的减负历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和启发。

 ❑ 日本减负与教培机构的规范

1.日本如何减负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学生减负”，因为当时其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条件逐渐优越起来的家长对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产生质疑，要求减负的呼声愈加强烈，甚至到了口诛笔伐的地步。 

在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下，日本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了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

此报告的发布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标志，并成了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 “宽松教育”主导下，日本学生具体是怎么减负的呢？

和国内差不多，无外乎减少授课时间、学习内容和考试。从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政策中的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减负的决心：

“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页数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

2.减负催生的教培机构

“宽松教育”的效果如何？应该说并不乐观。

这一“减负”政策不仅没能让日本学生减负，反而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个影响，便是公立学校被弱势化，私营办学机构势头大涨。 

不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实减负减出这个结果并不十分意外。

因为宽松教育政策只从公立学校端减少了课时、教材内容等，表面上是减少学生的学业负担，可本质上呢？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

日本社会向来重视学历，具有名校情节，对于想上一流大学的学生来说，减负之下升学压力依然沉重地摆在眼前：由于重点中学才能为学生提供严格的训练帮助其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好准备，因此升学压力变为争夺中学压力，继而变为争夺重点小学的压力，甚至到特级幼儿园的竞争。

由于减负政策，公立学校不能满足学生升学的学习需求，那家长只好把子女送到学习塾来“回炉”（在日本，补习班通常被称为“学习塾”或“进学塾”）。

如此一来，人们看到了学习塾的市场潜力，无论是否教育界人士都纷纷进军塾业界。学习塾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数量急速增加。

到1985年全国学习塾已达到35000多所（同期的小学有25000所，初中10000所）；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09年调查显示，彼时日本各种规模大小不等的学习塾已达55000家。

这些学习塾的教课老师并不一定都要有教师资格证，很多补习学校的老师有各种身份：学生、家庭妇女、白领，以及自由职业者。

日本的“塾”除了辅导学生课业的补习塾、升学塾，还有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特定技能学习塾等。授课方式有最常见的班级式，还有讲座式和1对1式。

瞧，补习班俨然成了公立学校之外的练兵场。当时大家甚至会把没有上过学习塾的学生嘲笑为“未熟儿”。

很多家长为了攀比、病急乱投医等，给孩子过度补习，家庭经济负担也因此大大增加，如果是初三学生，每科每个月要交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94元）左右，如果要报三科，一年下来会花费50万~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858元），高中则会更高。 

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而贫穷的家庭就要对着高昂的补习费望而生畏了，因此也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 

而与此同时，公立学校学生流失，继而导致师资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其扮演的角色竟沦落为“托底教育”。

可见减负政策下，学生的负担并未减轻，只是转移了“阵地”，从公立学校转到了私立补习班。

3.教培机构的合并及规范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1991年之后）， 加之中产阶级经济负担的加重，甚至造成了其生育率的下降，从2降到了1.5甚至1.3，导致国内整个补习学校市场开始萎缩。

这时候很多机构经营困难，于是开始并购、重组，比如代代木集团（日本最大的学习塾之一）就先后收购了SAPIX小学、SAPIX高中。

众多学习塾经过市场竞争兼并，形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代代木、骏台、河合塾、东进，由这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

我们在上文提到，学习塾的老师不一定具有教师资格证。

➢ 那么，日本政府又是怎样规范私人补习市场的呢？ 

一方面，政府以法律法规来监管学习塾，在日本，私人补习班被划为独立的服务型产业，归经济产业省管辖，由文部省监督。《公司法》、《法人税法》、《特定商交易法》、《消费者契约法》等相关法律都适用于学习塾。 

这些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主要涵盖学习塾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应尽的义务、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与正当权益等。

另一方面，政府还借助行业性组织——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对学习塾进行培训和能力认证，以进行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自律。

学习塾经过提交申请书、书面材料审查、现场评估等流程获得认证后，每满2年需更新一次证书。取得认证的学习塾更能获得家长的信任。

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还会对教师做笔试、礼仪、教学技能等方面的评定。

另外为加强对学生和家长的保护，该协会还制定了一些基准规定，要求举办者遵守行业道德伦理，比如严禁发布夸大或虚假广告劝诱或蒙骗消费者报读学习塾等。

4.与“宽松教育”的告别

从一开始就被一部分人质疑的“宽松教育”，30年后终于宣称与大家告别。 

“宽松教育”期间，日本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PISA) 测试中成绩呈下滑趋势，遭社会诟病。

注：PISA测试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日本对该测试十分重视，测试结果影响着其教育的改革。

其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从1999年第一的成绩，“沦落”到2007年第十；阅读理解已经由七、八名沦为垫底的第十五名。

此外，由于教育成本的提高，中产阶级生育率降低，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又得不到入场券。 

期间产生的“宽松世代”被外界打上脑袋空空、胸无大志等标签，成了教育改革失败的试验品……

基于种种问题，日本开始反思。 

自2008年开始，日本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稳步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文部省还发布了2020年起将在小中高学校一次实施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大量增加了学校课程的课时和内容。

这被大家默认为告别“宽松教育”的宣言，减负以失败告终。

 ❑ 韩国减负之路

自古以来就尊师重教的韩国又是如何实施减负政策的？

1.重压之下的补习“盛况” 

韩国的高考压力一点不小于国内，考生要在一天内考完5门科目，录取率只有50%。

高考当天的韩国，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甚至有韩国学生将高考形容为“核战役”。

据韩国媒体报道，就连小学生的压力也不亚于高三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为6小时43分。 

放学后直奔学院，补课补到深夜再回家，这在韩国学生眼里已是家常便饭。 

到了临近升学考试的时节，很多韩国孩子干脆选择白天在学校睡觉、写学院的作业，晚上去学院补小灶，学院在极端情形下，已经取代了学校教育，成为学生正常学习的场所。

2.韩国形形色色的“学院”

这里要说明一下，在韩国，校外教培机构被称为“学院”。由于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和激烈的高考竞争、职业竞争压力，一个韩国人，从幼儿园到大学，几乎一直都离不开“学院”。

看了他们的“学院”简史，Grace都要惊呆了：

幼儿园——奔波于跆拳道、钢琴、英语等形形色色的学院；

中小学期间——投身学院进行学业补习，用以应对各种升学考试；

大学——去学院接受技能培训，考取专业资格证书；

甚至工作以后——参加计算机技术、花道、美食等五花八门的兴趣学院。

韩国甚至还对未婚女孩设立了专门教做家务的学院（小编内心是拒绝的）。

一些名头很大的学院入学考试竞争相当激烈，学生还要进行额外补习才能考上。

➢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补习“盛况”呢？

韩国是一个痴迷教育几近于疯狂的国家，家长不惜花费很大的代价确保孩子取得好成绩。因此，只靠学校日常教育根本不可能达成目标，为孩子报补习班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据韩国国家统计厅统计，从2012年起，韩国中小学生的“学院”学习参与率接近70%，补习费折合近20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全年教育预算的36%。

3.减负与补习班的规范

在如此“凶猛”的补习之风下，学生的负担有多重不言而喻。

韩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公共教育质量已经无法得到民众充分的信任和认可，同时也为了避免公共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从20世纪60年代起，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包括禁止补习、取消优质高中、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对“学院”进行管控等。

有句话这么说：“韩国的基础教育政策发展史，相当于与课外补习的斗争史”。

其“减负”主要是从以往对培训机构发展的限制约束的思路，逐步转变为后来开放更多元的渠道，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可能。

2014年，韩国颁布《促进公共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教育特别法令》，要求包括“学院”在内的所有基础教育有关机构一律不允许对学生进行超出学校课程范围的、或早于学生所在年级的教育。

其中内容主要涉及这四个方面：

① 禁止提前教育；

② 禁止超纲考试；

③ 禁止在招生中超纲考察学生；

④ 禁止“学院”、教习所或个人在宣传广告中出现诱发提前学习的信息。

法令中有一条为：要求公立小学不得在课后补习活动中设立英语课。但是这一禁令在当时遭到强烈反对，只好延期3年半执行（即今年3月执行）。

韩国教育部的苦心之所以没得到家长的认可，是因为这一禁令会让孩子无法在校内得到英语教育，家长则不得不花费高昂的学费为孩子报名私立英语培训机构。

看来，在学习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有时候出于好意的“减负”却未必走向好的结果。

约束培训机构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韩国教育部转换思路，对初中和高中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运动。

为学生提供更多可能，而不是只有进名校一条路，也许是一个缓解竞争的手段。

从2016年开始，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初中“自由学期制”——即根据地方或学校情况制定初一或初二的一个学期为“自由学期”，该学期内上午上课、下午参加体验学习活动。

体验学习活动主要分为：职业探索活动、主题学习活动、艺术、体育活动、学生社团活动。 

这些活动的内容相当于目前的素质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个性、发掘潜能、让他们研究金融、经济、STEAM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以及提升文艺、体育方面的素养。 

实施自由学期制，改革高中、大学升学考试制度，高中多样化政策等行动，都给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途径。

这就是韩国曲折的减负之路以及教育部与补习班的“斗争史”。

❑ Grace说：

3月16日，教育部长陈宝生在答记者问中讲到：“什么叫负担？我们讲的负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负担。在这个以内的，我们把它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

而日本的“宽松教育”之所以变成“宽松世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减负的同时也减去了学生所必须付出的努力。

从30多年的“宽松教育”带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单纯地放宽对学生的要求、减少学习时间、内容等并不是减负的充分条件。

在要求减负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沉重负担背后隐藏的原因，比如巨大的升学与就业压力、学历至上的观念等。当然，这也涉及到家庭条件、是否独生子女等一系列原因，需要综合多方面来考虑。

那么教培机构在减负路上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面对减负令又该做些什么呢？

作为培训机构，我们应该配合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与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师资力量、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在更短的时间内、更轻松的状态下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要知道，学习时间并不与学习效果成正比。

怎样提高学习效率呢？就像好未来创始人张邦鑫提出的，用科技推进新时代的教育减负。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学而思将AI技术（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大数据等融入教学改革中。

例如，通过魔镜技术、IPS项目，可以实现个性化布置作业，以减少学生做作业的时间，提高教学效率。

总而言之，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日韩，“减负”都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口号，更不是表面上让学生轻松、少学习。

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星辰和大海，而是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更深层次地了解教育行业、为学生制定更合理的教材、研发更优质的课程体系、设计更佳的教研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