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地铁站里显得有些空旷，偶尔有一两个人走下站台。阿风（化名）已经在闸机旁站了半个多小时，却迟迟没有刷卡出站，他在确定“目标”人员的位置。几小时前，他得到消息，“目标”人员可能会在附近出现。

紧盯了一会儿手机屏幕后，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向站台，赶在关门铃结束前，跳进了车厢。“好像要换地方了啊。难道是去单位加班？”他笑了笑。因为“目标”突然改变行程，他不得不立刻跟过去。

“心情很复杂，每捉到一对，就意味着又一个家庭要散了。”阿风对前街一号记者说道。在他们看来，职业捉奸人这个称呼，显得有些夸张，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调查取证”。

中午12点，“目标”人员从单位出来，副驾驶上坐着的，正是可能与其有特殊关系的怀疑对象。向记者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阿风掏出DV，站在树后开始拍摄“目标”车辆。驶出大门后，一转弯，车辆已经消失在拐角处。

阿风并不着急，他再次从兜里拿出手机，低头仔细看着屏幕。通过这部连接“后台”的手机，他可以获取“目标”人员的位置。只要“目标”一动，他就能立刻得知。

半小时后，“目标”人员开车驶进了工作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跟着进了小区后，阿风开始仔细查看小区里停放的车辆。可是，已经在小区里来来回回转了三四圈，看遍了所有的停车位，阿风仍然没有找到对方的车。

信息显示，“目标”本人就在距离阿风不过100米左右的位置。“看来应该是在那里面。”阿风指着面前不远处的一堵院墙，小院子内有几排整齐的小房间，看起来像是单位宿舍，但大门紧闭，外人无法进入。

思考片刻，阿风回到小区门外继续等待。因为这一单刚开始接不久，距离最后的捉还有段时间，他并不急于跟得太近，免得引起怀疑。“这种时候不能跟得太近，如果不小心和他撞了正面，就犯了大忌。”

下午1点，“目标”人员重新回到单位。1小时后，车辆再次驶出单位大门，但这次副驾驶并没有人。如果换做平时，团队会派专门的车来跟，但今天车暂时来不了，阿风只能坐地铁直奔对方的目的地。

这次，阿风很快就在路口找到了那辆车。他选了一个方便观察的位置，开始了新一轮的蹲守。下午四点半，阿风终于又一次捕捉到了那个身影，立即拿出DV开始拍，但没过多久，他便收起机器，说“看来今天可以早收工了。”

一起走到车旁的，还有“目标”人物的妻子和女儿。接下来三人应该会一起回家，他今天也就不需要再跟，但还得随时盯着，以免被调查者到家后再有其他活动。



像猎人一样

即使已经确定眼前的地点就是两人约会见面的地方，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调查员们总会等到亲眼看到两个人一起进入房间时，才会向队长汇报。等待的时间或长或短，顺利的话，一个星期就能够完成调查，如果不顺利，拖上一个多月也是常有的事。

调 查员的工作，看似时间灵活自由，但背后常常要付出很多艰辛。一旦接单后，调查员的生活作息就要完全跟着被调查者的规律来。“等、跟、拍、捉。”阿风这样概 括自己的工作内容。等待是工作的常态。在阿风看来，这项工作，70%的时间用来等，20%的时间用来跟，剩下的10%，才是真正用于捉奸的时间。调查员们 早已习惯了这种漫长的等待，“就像猎人一样，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等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刻。”

曾 经有一次，一位丈夫在被捉奸过一次后，过了几个月竟然又跟小三在一起，但第二次，被调查者显然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两人为了开房，绕了大半个城市，仍然没有 甩掉阿风，最后两人选定了一个偏僻的宾馆，但仅仅用了半小时，两人就退房离开。当时阿风已经在两人的隔壁开了一间房，准备连夜监控，没想到两人竟然如此迅 速就离开，但两人的画面还是被阿风捕捉到了。

晚上9点，阿风来到另一处小区，看看自己的另一位工作伙伴。他的这位同事从早上7点开始就在小区楼下蹲守，但他的“目标”自从早上进了屋子以后，直到天黑都没有再出来。两人互相交流了今天的工作进展，今天两人都可以提前收工。在旁边的餐馆吃过晚饭后，两人在夜幕中踏上了回家的路。

你抓到我一次，

还能抓到我第二次吗

有5年从业经历的阿风，已经算是团队里经验丰富的“老手”。相比之下，团队负责人翁语（化名）更加资深。2008年前后，在律师朋友的介绍下，翁语开始接手类似的单子，后来成立了“赤色女子调查团队”，专门接待女性客户。

一开始，翁语自己也曾被“丈夫们”的所作所为震撼过。“那时候也会觉得，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渣啊。”后来见得多了，她已经不再觉得惊讶，因为觉得什么样的人都有，转而认为“这种人渣就得好好收拾才行。”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翁语说。遭遇妻子质问的丈夫们，通常不会承认自己出轨。更有甚者，还会挑衅式地跟妻子说：“你有证据吗？”还有的丈夫，出轨后还会直接起诉离婚，被动的妻子只能选择应诉，但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丈夫有过错。

有丈夫为了顺利离婚，在向法庭提交的诉状里面列举了一大堆妻子的缺点，将这些作为离婚的理由，却绝口不提自己有外遇的事。“甚至连孩子考不上大学都能作为离婚理由列在里面，很可笑吧。”翁语说，如果不是被丈夫逼到一定程度，委托人也不会来找他们。

曾经有一个委托人，在联系翁语之前，已经自己抓到过一次丈夫出轨，因为当时丈夫直接把小三带回了家中，被出差回家的委托人当场撞破。在丈夫的忏悔下，委托人没有大闹没有报警。但第二天，丈夫矢口否认被捉奸，说委托人有病胡思乱想。此时的丈夫全然没有了上次的窘态，而是径直凑到妻子的脸前，抬眼看着她说小声说，“你抓到我一次，还能抓到我第二次吗？”。翁语说，显然男方已经咨询过律师，既然妻子没留有证据，以防妻子录音，从而死不承认被捉奸。

并不是每一个委托人都为了财产。有些委托人，只是单纯受不了丈夫盛气凌人的模样，还有些就想看看小三长什么样子。这些委托人里，有事业成功的外企高管，也有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每年的3、4月份以及9月份是高峰期。翁语解释说，一方面是已经过完年，家庭内部积压已久的矛盾会在这时释放，另一个时间段，则是因为家里的孩子可能在9月份升入大学，妻子们终于可以不再顾忌，直面家中的矛盾。

黑白两道都有朋友

也曾经遇到过惊险的时候，但大部分情况下，危险只会来自于委托人。翁语现在还记得，曾经有一次捉奸完成后，又接到了委托人的电话，说想和她聊聊。翁语没有多 想，应约去了咖啡厅。结果刚一走进大厅，她就看到委托人正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当时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委托人的反悔并没有让翁语感到害怕，她仍然径直走了上去，在这对夫妇面前坐下。

“怎么，你们这是又过上了走老路是吧？”翁语招呼了一句。尽管妻子显得略微有些尴尬，但显然两人已经达成和解。不出翁语所料，丈夫立刻开始不客气地冷嘲热讽，指责翁语破坏他们夫妻感情，甚至出言威胁，扬言要找人来“教训”翁语一番。

这些话并没有吓到翁语，“怎么，你要打我是吗？来啊，你试试？”翁语一边说着，一边轻笑着把半边脸凑到对方面前。对方显然没有预料到翁语会有这样的举动，这场会面最终不了了之。说完丈夫，翁语还不忘看看曾经的委托人，眼神中满是轻蔑。

“干我们这行的，当然黑白两道都要有点朋友。”翁语笑了笑。她并不担心这种来自被调查者的所谓威胁。听到对方扬言要叫来的一帮兄弟后，翁语脸上的笑意更浓，她说她懒得告诉对方，他嘴上提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她都认识。

仍难获得合法身份

前街一号记者了解到，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已经发布通知，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2002年年底，事情似乎迎来了一线转机。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新增的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等安全服务，但仍未允许颁发营业执照。

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注册商标与取得营业执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注册成商标，但目前，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私家侦探公司能申请到工商部门批复的营业执照。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2012年4月，广州市九头鸟市场调查研究公司被天河警方查封。被查封时，距离“九头鸟”成功注册“私家侦探”商标满3年的庆典日只有半个月。2009年，九头鸟成为广州第一家成功注册私家侦探类商标的侦探公司。

而在其之后成立的同类公司，只要含有“调查”两个字，即使加上“市场”二字也不能领执照了。于是，这些公司改称为“信息咨询公司”、“商务咨询公司”等。

目前网上能查到的很多公司，虽然也都号称是从事调查业务的正规公司，但事实上，按照注册信息来看，他们被允许的营业范围，多为企业管理咨询、知识产权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业务，并不包括进行侦探调查。

为了省去这一层麻烦，翁语并没有去注册公司，始终只以团队的名义存在。翁语常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人解决一些道德和法律无法解决的纠纷。”在完成调查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调查员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打擦边球”的方法，因此都必须非常小心。

关于最终取得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优银认为，需要区别对待。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获取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标准。

如果私自进入被调查人私密场所安装偷拍、偷录设备获取到的证据就是违法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如果通过跟踪的方式在公众场合偷拍到被调查人的证据，该证据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应该是合法的。王优银律师认为，目前，民间调查机构的市场需求量巨大，与其在法律监管之外野蛮增长，不如对民间调查机构应尽快通过立法的方式对行业准入、职业范围、职业资格、工作程序等加以规范，使其能走上合法、 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