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贩本来是一个朴素的农民，来到城市之后，学会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中午时分，照常和几位同事去南山区的和记餐厅喝茶吃饭。餐厅门口的路旁，有一个推车的小贩，车上架了一口铝锅，卖煮花生、煮玉米、煮马蹄、煮毛豆等。小贩衣衫破旧、土头土脑、乡里乡亲的样子，一边翻动着煮得热气腾腾的东西，一边突兀地吆喝：嘿！都来看啊！听口音，是西北人。

接连几天，我们都买一小包煮花生，当餐前小食，分而食之。煮花生么，太难吃是不会的，但总觉得煮得不理想。吃完饭，有好事的同事过去和小贩攀谈一番，做技术指导：你的花生有的还行有的不新鲜，你的花生不是煮熟的，是泡熟的你得把火烧大点，你的花生有的不熟，有的煮过头儿了，都面糊了，你还煮呢！小贩点头称是，连声说好。第二天、第三天再买，依然如故。有人嘲笑小贩：忒傻，真教不会。有人猛醒：谁傻呀！煮过头，沉呀，压秤。大家脑筋急转弯，一齐把注意力聚焦到小贩和煮花生上，七嘴八舌一番，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小贩形象、简陋炊具、即煮即食的简单方式，都是布景和道具。买煮花生的人们都有一点消费乡情的色彩，人们浑然忘了：这花生的来源，最大的可能不是小贩自家地里种的，而是来自这个城市的某一个批发市场。在价格悬殊的情况下，小贩会买贵的花生还是便宜的花生？买今年的新花生还是去年或前年的陈花生，或者发了霉的花生？新旧花生各买一半掺和起来，一起煮，就算心地善良的主儿了。因此，我们吃到了不新鲜的花生，正常。

我问过小贩：你这个锅有点小，煮不了多少东西呀。小贩说够用咧。我们发现，煮好的花生卖完后，他马上填入新的，搅一搅，如果有人来买，他捞出来就卖掉了，不管熟不熟。既然不管熟不熟，锅也是做秀，大小无所谓了。生意清淡时，小贩说出了他不想用大锅的另外三个原因：一是大锅沉，推着累；二是大锅费火；三是包括锅在内的设备要尽量简化，如果城管来了，跑起来方便，万一被城管抄走了，损失也不会太大。

我追问他：你是北方人，煮花生为什么不放花椒八角？小贩摆摆手说：放花椒八角会好吃些，但花生会发黑，客人以为花生不新鲜，所以还是不放好。我无语。

熟悉后，小贩称我为老乡。有几天，我们没有叫他的花生，他拦住我，送我一小包煮花生。他说：这是他专门挑拣出来的花生，都是新鲜的，火候刚好，一定好吃。后来他吹嘘：他“认识”花生，很多客人先尝再买，他随手抓几粒花生给客人尝，作为诱饵的这几粒花生肯定是新鲜的，他练就了这个本事。我劝他：你不能尽可能地煮好吃一点点吗？不就有更多回头客了吗？小贩点点头，又摇头叹息：煮好了，也没啥用。几天后，城管组织行动，横扫街边小贩。小贩人间蒸发，后遂不复至，可能另开辟根据地了吧。看来，煮好了花生，真没啥用！

了解了小小的煮花生，我们心里不舒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小贩既没有过人的恶劣，也没有过人的聪明，他本来是一个朴素的农民，来到城市之后，在逼仄的生活空间中，学会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懂得了商业包装、广告营销、降低成本、促进销售、提高利润、防范风险等等商业手段，如马克思所说，他努力把煮花生的“剩余价值最大化”。自从煮花生的价值被小贩“最大化”之后，就再也不好吃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煮花生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煮好花生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和一位乡间老妪随手一施，即得美味，二者之间有体制上的差别。我们对小贩保持关注，常作调侃，愈深入研究，愈觉独出心裁，别有洞天，假若如此下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亦非不可能。后来，小贩不幸被城管驱逐，诺奖的事也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