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22日刊登记者LIGAYA MISHAN《在纽约品味煎饼带来的愉悦》一文，文章摘编如下：

在中国喜剧大片《煎饼侠》中，街头小贩出身的穿着披风的斗士挥舞着食材作为武器：生鸡蛋和一把葱花。“我是谁不重要，”他称，“和谐社会最重要。”

可能有人会说，他在街头卖的简单小吃——下面是煎蛋饼、中间有一块松脆的炸面团的美味的煎饼——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大贡献。

它的做法是，先把一大勺面糊舀到圆形铁烤盘上。然后在上面涂抹一两个鸡蛋。北京那边的做法是把它翻过来接着烤；上海那边不翻，让它更脆。

各地所用的配料和顺序也不相同：散上葱花、香菜和榨菜；厚厚地涂上甜面酱和辣椒酱；油条或薄脆。煎饼被分成三段折起来，然后再次折叠或切成两半，热气腾腾地递给顾客。

在纽约，煎饼曾经默默无闻，偶尔能在中国移民扎堆的皇后区法拉盛看到。但是现在，一些大厨正试图把它变得像玉米饼和炸豆丸子一样成为该市美食图景中常见和重要的一部分。

根据我对本地煎饼摊贩的仔细研究，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艰巨的任务。我吃过酱汁像糖液一样往下滴的黏乎乎的煎饼，也吃过含有牛肉末和一点番茄酱的湿乎乎的煎饼，还吃过藏着弹牙热狗条的令人满意的煎饼。

有几个更好的版本被证明出自美国出生的大厨之手，而非继承自中国的传统。老金煎饼的布赖恩·戈德伯格和Jianbing Company的苏永邦都是在北京学汉语时发现了煎饼，他们以皈依者的热情和敬畏看待这道小吃。

2012年，老金煎饼在香港开业时，他聘请了一位他称为班师傅的北京街头摊贩来培训员工。在早期的商业计划中，它最初被命名为“戈德伯格的中国煎饼”。从2015年起，他在曼哈顿开了一系列游击摊位，今年1月，他在曼哈顿中城的UrbanSpace Vanderbilt租下一个摊位。

一小队戴着“老金煎饼”帽子、穿着“老金煎饼”T恤的厨师掌控着六个烤盘，它们都点着火。面糊是绿豆、大米和小麦面粉的混合物，充满“秘密”香料，涂上一个鸡蛋，不过可以根据要求再加。每个煎饼都画上(“就像书法，”戈德伯格说)比甜面酱更甜的海鲜酱和“老干妈”辣椒酱，后者也可以按罐出售。

再加上香菜和炸馄饨皮，然后是奢侈的馅料：焦糖色烤猪肉、表皮油亮的烤鸭以及用绍兴黄酒泡的撕碎的深色鸡肉。“这是美国化的，”戈德伯格说。它不像小吃，更像三明治，但同样美味，只不过吃起来稍显狼狈，因为咬下去之后，煎饼会裂开，包不住里面的馅料。

在中国，街头小贩的煎饼售价不到1美元，在这里，它的售价最高可达15美元(约合103元人民币)。

苏永邦在上海做顾问时，往办公室带了一个烤盘，给中国同事做煎饼(他们都觉得他是疯子)。去年4月，他和童年好友兼大学室友塔德什·因那加奇在布鲁克林Smorgasburg美食市场的一个摊位创建了Jianbing Company。去年秋天，他们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工业城开了一个午餐柜台。

我喜欢我吃到的这些煎饼，但我觉得我可能只是把这些美国化的煎饼视为三明治的变身。后来，在飞天猪煎饼美食车的基普湾新店，我开始看到煎饼本身的魅力。

李优(音)出生于中国东北，她和来自四川的藏族朋友多噶次仁(音)一起经营飞天猪。她们的面糊是用绿豆粉、小麦粉以及另外一种李优不愿透露的面粉做成的，比竞争对手们的更朴实、更浓郁，李优没问我就在我的煎饼上打了两个蛋，让饼体更厚实。

我本可以只吃煎饼，我现在几乎是后悔我没那样做。我去的时候，只剩下蒜肠(但是量不够了)和肉松这两种添料了。肉松是蜘蛛网状的干猪肉丝，通常吃起来像一团盐和糖的混合物，不过这里的肉松吃起来像空气。

所以我去了皇后区，在法拉盛新世界购物中心美食广场后排的魔力鲜小吃店，我终于体会到煎饼带来的愉悦。

它就是一个煎饼，上面点缀着黄白两色的鸡蛋、香菜、涂酱、辣椒、火腿和一大块长方形的薄脆，它被放进去后不会被弄碎。很烫手，烫得我几乎拿不住。我吃完煎饼，抚慰我那因幸福而麻木的烫伤的手指。

它的售价是5美元。法拉盛黄金购物中心地下室大排档的快车道珍珠奶茶店的煎饼比它还便宜。那里的柜台看起来很脏，但是厨师正在吃她刚给自己做的煎饼，我觉得那是好兆头。它比不上魔力鲜酸咸甜味的美妙融合，但它只要3.5美元，而且用的是散养鸡下的蛋。

大家似乎正在适应这个时代。李优对我说，在飞天猪的美食车上，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移民并肩工作。“他们都不会说英语，”她说。“但他们能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