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名单揭晓前，向春从自己的位置上起身离开去了洗手间。他是首届“爱佑创新公益领袖”个人资助项目的十位候选人之一，但他在潜意识里不认为，最终能获得那100万资助的人是他。

“我从事这个行业(公益环保)十年来，从来没得过任何奖。今天，爱佑给我颁了人生中第一个‘奖’。”站在舞台中央，接受台下的掌声时，向春语调哽咽。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给向春这个荣誉，可能他做一辈子都没有人知道他做的贡献。”爱佑公益创投的工作人员亦激动不已。

捅破“华北渗坑”的窗户纸



向春不止一次捅破过环保领域的“窗户纸”。2014年，他给环保部寄了一封16页的信，举报环保系统存在将“环境评价资质”租借给环评机构以牟取利益的现象。三年之后，他和他所在的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简称“两江环保”)将“华北渗坑”的事实公诸于众。

渗坑是一种低成本的污水处理方式，只需在地上挖一个大坑或打一口井，将污水注入其中，等待土壤中的微生物过滤和降解污染物即可，因此，不乏企业通过渗坑方式排放工业污水。如果污水在排放前未经净化预处理，大量污水的排放将远远超出土壤的降解能力，造成严重的水污染，安全隐患极大。

“渗坑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并非是很难见到的现象。”为什么是两江环保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向春也感到无奈，“整个华北地区，可能像这样的渗坑几十、上百个都找得出来，只不过这一次的比较大，又碰巧被我们遇上了。”

3月21日，两江环保在对滹沱河河北流域的水环境进行调查时，偶然发现了那个面积达17万平米的巨型渗坑。

“去滹沱河做现场调查前，我们先做了基本的桌面调查，发现一大片离(滹沱)河大约两三公里，呈红色的水域。当时我们猜想有可能是光线的原因，但也怀疑它存在污染的可能，所以在进行完滹沱河流域的调查后，我们就赶到现场去看，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我们用无人机拍摄的图片。”

两天后，向春乘高铁到北京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一个临时会议，途经天津时，他再次发现了同样的状况，“于是又赶回去做了调查，进行了水样测试、废渣取样，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过了许久，等待无果，两江环保决定按照惯例，通过自己的渠道把相关消息和图片发出去，“没想到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渗坑事件”大范围曝光当天，向春接到了相关部门的电话。对方表示，之前一直在做方案，处理渗坑的相关设备刚刚到位，第二天就会进场整治。

“渗坑的存在对于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来说，并非什么新闻，他们是知晓这些问题存在的。早在今年二、三月份，我们在做滹沱河中游石家庄那一段的调查时，就发现当地一些皮革厂形成了很多渗坑，也为此向河北环保厅举报过多次。”向春认为，“这次发现了这么大的渗坑，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它的存量太多了。”

不回头的环保路

“华北渗坑”的曝光，使向春和两江环保进入公众视野。事实上，两江环保已在环保领域潜心耕耘了多年，举报“华北渗坑”，不过是其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但这个缩影对于向春来说，仍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的父母通过这件事，终于弄明白儿子究竟在做什么事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只隐约知道向春是做环保的，至于用什么方法做、又做过些什么，他们既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自从向春自作主张从大学退学投身环保的那一天起，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他们就再也没搞清楚，向春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大学一年级加入环保社团后，向春的人生目标开始变得清晰。“参与的环保工作越多，我对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的认识就越清楚。”基于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在不在学校待着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离开了，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损失。“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创立环保机构的想法。”

大二结束后，向春退学，准备在环保领域大展拳脚。但一番折腾下来，他发觉现实远没有想象中容易。他不但没闯出什么名堂，甚至连个像样的工作也没有—彼时，国内对于环保的认识，远不及今天这般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一年的时光转眼即逝，父母终于忍不住出手干涉，大手一挥，将向春送去参军。他们大约希望部队生活能消除掉儿子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一个循规蹈矩的“正常人”。但是，两年的部队历练，非但没让向春改弦更张，反而更加坚定了其做环保的信念。

从部队退役后，向春连家都没回，直接去了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简称“绿联会”)报到。“我在绿联会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学到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可能我今天还在那里工作。”

2010年，在绿联会工作了近5年后，向春从那里离开，创立了属于他的环保机构：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他决心致力于工业污染防治，从源头和末端两个层面同时入手，达到削减污染的目标。7年下来，两江环保调查的涉嫌环境风险的企业，已近万家。

“这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我们到底调查了多少家企业，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给你。”向春告诉《中国慈善家》，“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每年调查两、三百家;然后发展到五、六百家;这两年，我们每年调查的企业都在上千家。”

桌面调查、现场取证、确认举报、跟踪反馈、效果回访……仅是一套流程走下来，已是不易，更不用说在这当中，还时常要与涉污企业、相关政府部门角力斗智、反复拉锯。有些企业因为对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有突出贡献而受到政府保护;有些企业言称已经进行了排污整改，环保部门也进行了验收，但两江环保去回访时，却发现所谓整改不过是走了个流程，实际上根本没有启动。

一些特别典型的案例，两江环保会选择做公益诉讼。“但它的时间成本太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2013年立的案，直到现在一审都还没有开庭。”向春说，“一个司法案件拖个四五年是常态，但如果通过公益诉讼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受到警醒，通过司法手段推动涉污企业承担更大的经济赔偿责任，那么它也是值得的。”

截至目前，两江环保共发起了4个针对涉污企业的公益诉讼，分别涉及废水、废气、废渣及生态破坏4个领域。最近刚开庭的一起诉讼是针对广东的一家冶炼企业，该企业不但将厂区建在了红树林滩头边，还将冶炼废渣直接倾倒在红树林里，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我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向春说。

以创新服务环保

2015年，基于长期从事环保一线工作所积累的数据，向春发起创立了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简称“广州绿网”)。在他看来，这些数据对于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及推动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着巨大的价值。

绿网主要有两个功能。向春介绍，“首先，我们把全国的环境数据整合在一起后，让公众随时可以知晓身边的环境状况，例如空气质量、地表水河流质量，这是其公共应用方面的职责;其次，我们会对数据做充分的研究分析，使绿网担负起‘智库’的功能，用数据去回顾政策本身的完善程度—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哪些地方的污染是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造成的。”

在搭建绿网数据平台时，向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工智能与环保公益该怎么结合?在互联网时代，到底该怎么做公益?如何利用先进的科技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悉爱佑赋能社请到搜狗CEO王小川做分享，立刻准备好相关资料前去参会。

他找到王小川，与他探讨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将其与自己准备搭建的绿网相结合，并将早已做好的可行性报告和模拟草稿计划交给王小川。“我从业这么多年，做过无数次分享，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像你一样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王小川感慨。第二天，王小川就派出搜狗最好的团队前去支持向春的绿网系统开发。

经过两年的建设，绿网环境数据平台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民间环境数据库，整合环评、污染源、环境质量三大类十二小类环境数据，包括规划环评、项目环评、违建项目、污染源在线监测、行政处罚、排污许可、危险废物、污染场地、尾矿库、空气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饮用水源质量，建立了从企业出生前的规划环评到关停后的污染场地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数据平台。

截至2016年12月底，绿网收集环境数据(除在线)超100万条(份)，上线环境数据(除在线)763156条(份)，上线环境数据全部地理化，在线数据已全面收集全国31个省国控在线监测、空气质量数据、地表水在线监测数据，绿网总体数据超过1亿条(份)。单类数据中，环评数据为国内最大的数据库，违建项目、污染场地、尾矿库等均为国内独有的数据库。

“不论是两江环保还是广州绿网，我们的目标都是推动污染减排，这是总体目标，但两边的手段不太一样。两江环保是基于实证的企业调查、举报;广州绿网是基于实证的数据整合、分析。从工作对象上来说，前者主要针对企业，直接推动企业做改善;后者则主要面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做公众的应用和政策的改善。”向春说。

从利用无人机等前沿技术做现场调查，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做环境数据的整合分析，向春在环保公益这条道路上，坚持以创新服务环保公益，这让他在首届“爱佑创新公益领袖”资助计划的评选中，收获了评委们的一致认可。

“他年轻有为，追求不断创新，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公益，相信先进的科技能够帮助解决社会问题，通过微观与宏观相结合，进行多种类污染源取证，通过大数据技术应用，在环保公益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份评语对向春十多年来在环保公益事业取得的成就作出积极肯定，也令他收获了百万资助。

“我们希望鼓励这个行业里面真正有才华的领袖级人物，推动他们更好地为这个行业做贡献，同时，也希望借此唤醒公众意识，带动更多的青年才俊投身这个行业。”爱佑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丛志刚表示，“这个行业的最大制约是人才的缺乏。一个机构能够发展到什么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的领导人，他基本就决定了机构的格局和未来的战略。从这次评委们给出的最终结果来看，向春在从事环保公益时所展现出的创新性，突破了传统的环保模式。”

对于被评选为“创新公益领袖”，向春感慨良多，“我们并不一定要让大家记住，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对环境的改善带来很大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他已经想好如何使用这笔资助，在对生活做一些补充和支持学习、成长外，他打算实践一些自己的公益想法。

“机构的资金支持都是基于项目来的，如果要申请资金支持，必须得有一些稳定的、可见成效的项目。如果仅仅是个想法，或者说项目的风险比较大，获得资助的支持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向春说，“现在有了这笔费用，作为一个社会创新者，我想我可以去做一些项目的实验。”

记者后记

向春何以将个人资助挪作他用

“我们希望这笔资助真的能够帮助到他(向春)，改善他个人的生活，解决他的后顾之忧。”爱佑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丛志刚表示。但是尽管“爱佑创新公益领袖”是面向“个人”的资助，向春还是决定只拿出百万资助中的一小部分来补充生活，余下大部，他要用于和环保相关的学习、交流、实验。

“这是件意外的事情，之前并没有考虑过。但过了这么久，我还是有一些想法和计划。”

向春的这一分配计划无意间透露出环保公益机构普遍面临的尴尬——以项目为主的资金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发展与创新。

据向春介绍，2008年以前，国内鲜有资助环保公益事业的基金会，直到阿拉善SEE、南都、阿里巴巴、爱佑等基金会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而这当中，绝大多数的支持仍是以项目支持为主，只有少部分会关注到机构本身的发展和从业人员的培训。

“我们不是以完成项目本身为追求的，而是以最大的社会效应为目标。”向春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我们不是一个服务商或供应商，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完成什么。”

但许多时候，如果要获得资金的支持，以两江环保为代表的公益机构，还是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计划、可预期的成效展示。如果仅仅只是一种想法，多半不会被通过。借用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这叫“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向春显然不想只在路上“伏击鬼子”，他的目标，是把鬼子的据点连根拔起，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因此，在寻求针对具体项目的资金之余，他更希望获得针对整个环境污染层面解决方案的资金支持。他不想仅仅局限在“治病”的层面，他要做的，是“治未病”。

他的想法也许有些超前，一如他当年选择退学投身环保事业;也许他的想法恰当其时，只欠东风—环境污染给生活带来的恶劣后果，每个人都有着切肤的感受。

从创立专注于污染一线跟踪调查的两江环保，到搭建面向公众和政府提供环境数据查询的广州绿网，向春在解决环保问题上的思考轨迹清晰可见。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称，“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失业”，明白无误地标示了他的终极目标—再无污染可治。要想达到这一点，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项目式环保治理就太过被动，且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因此，他才会将此次资助给他个人的100万，拿出很大一部分来进行环保实验—在得不到充裕的资金支持以便从更高维度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前提下，这笔资助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有了“及时雨”的味道。

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他这么做了也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但，对于向春来说，和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所获得的快乐相比，将这笔钱用于他所从事的环保事业，更令他感到喜悦。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将来的某天，以向春为代表的公益领袖们再次获得针对个人的资助时，不必再将其挪作他用?

这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