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的阿九和阿明，因两家的仇恨而不能相爱。尽管阿明出了家，但两人还是在仇杀中双双死去，死前在小庙的银杏树下，约定来生再见。时光流转，阿明死后，生怕误了和阿九相会，没有去投胎，而是在银杏树下一等就是50年。当阿九转世回来，终于有一天来到了银杏树下……”

王伟力坐在墙角的凳子上，讲述着影片《爱有来生》。屋里没关灯，也没拉上窗帘。他怕屋里黑黢黢的，盲人如果想举手喝水、上厕所，志愿者会看不见。

心目影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一个安静的小院儿里，观众多是上了年纪的盲人。12年来，这个二十多平米的小屋里上演着一幕幕悲喜跌宕的剧情，有的在银幕里，有的在画面外。

王伟力成立心目影院时，没想到能坚持12年。他为此负债几十万，甚至耽误了儿子上大学的时机。付出这样的代价他始料未及。上世纪90年代就下海经商的他从没为挣钱发过愁，“总觉得为他们花点钱没什么”。但一路撑到今天，王伟力庆幸，“哎呀，亏得没放弃。”

12年里，近两万人次盲人观众进进出出心目影院，进出之间，他们的世界开始变得不同。

放不下没有眼神的“眼神”

王伟力的妹妹有智力障碍，先天发育不良，脑袋小、个子也小，经常受到同学歧视和耻笑。“我为了尊严就得跟他们打架。”王伟力回忆。

但这并非解决之道。王伟力越来越清楚，像妹妹这样的人不仅需要家人捍卫，也需要社会营造一个有人文关怀的氛围，让他们有机会融入。

2001年，王伟力夫妇自掏腰包，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制作团队，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拍摄了一个记录残障人士生存状况的节目，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的《生命在线》栏目免费播出。

节目播出后，一个出现在片中的患脊髓炎的小伙子给王伟力打电话说：“老师，今年春节我家来了好多亲戚。”王伟力听了觉得扎心，“他都20多岁了，就因为得了脊髓炎，别人觉得他是个大麻烦，都离得远远的。”节目的播出改变了这一切。

拍摄这档节目让王伟力花光了家产，但这群人他却放不下了。节目制作过程中，他发现盲人大多只能去按摩店谋生，而他们在触觉、听觉、味觉上的感知力普遍优于明眼人。他似乎看到了他们的另一种可能：在不需要呈现视觉效果的广播世界里，通过自身敏锐的感知力做出比明眼人更有意思的广播节目。

2003年，王伟力夫妇成立了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后改为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培养盲人做广播。一年后，每周一期的“心目看世界”在北京电台正式开播。但王伟力发现，盲人实在很难使用准确的媒体语言。

“他们经常词不达意，来回都是平常那点儿话。汉字是形态，盲点是拼音，只学拼音会对汉字的认知有很多缺失。”他有些无奈。视觉信息的严重不足，也让盲人对社会常态缺乏了解。他们无法在生活中跟明眼人很好地沟通，更难在广播节目里跟听众互动。

王伟力逐渐意识到，这些东西，他不可能通过短期培训弥补起来。

怎么办?看到盲人那没有眼神的“眼神”，王伟力实在放不下。他想要给他们补充视觉信息，“盲人看不见，就不知道社会常态，情感的、社交的常态，他们看不见还会认同吗?”王伟力说，“如果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能不断边缘化。”

症结找到了，但如何“用药”，王伟力还不清晰。他尝试去了解盲人作家吉姆·史都瓦为盲人做的“电视讲述”，但觉得效果不理想，“讲述声和画面声混淆不清”。

12年来，这个二十多平的小屋里上演着一幕幕悲喜跌宕的剧情，有的在银幕里，有的在画面外。

“他明白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

2004年，一个盲人朋友到王伟力家中做客。王伟力正在看美国电影《终结者》，就试着给他讲述。电影是英文对白，王伟力一边翻译，一边描述画面。“朋友攥着拳头、梗着脖子听得入迷。”他回忆，“当我讲到‘爆炸燃起的火焰，终结者红色的机械眼睛……’这些极富画面感的东西时，感到他(朋友)听得紧张，后来看他额头直冒汗，手心也湿透了。”

电影结束后，朋友猛然起身，抓住王伟力说，“我竟然能看电影了!”

“他那双已经模糊的双眼闪现的光亮，”王伟力至今忘不掉，“那双眼睛让我明白，我的声音可以创造画面。我可以通过讲电影为盲人补偿视觉信息，让他们了解社会生活的常态，融入社会。”

2005年6月，心目影院放映第一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观众”只有4人。王伟力不灰心，继续讲，结束后也不忘询问他们的观影感受。

为了更了解盲人，他曾尝试蒙上眼睛，感受盲人的生活。有时候，闭着眼睛一走就是几站地。“当你蒙上眼睛，你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怀疑当中。”王伟力说，“哪怕是亲妈领着你，心里都会想千万别失手，一不留神就完蛋了。蒙上眼睛的时候，人的心就是这样。”

也正因如此，王伟力在选电影上格外用心。他深知语言的放大作用，知道盲人观众在听的状态下，思维想象会翻倍。

有一次，王伟力讲完《风声》，就有盲人急了，“能不能给我们讲点儿积极向上的?”

“这主旋律还不积极向上啊?”王伟力有些懵。

“不是!给女同志(周迅)上刑那个，麻绳拴在那儿，那那那就不成!多难受啊!”那位盲人扯着嗓门，情绪激动。

王伟力后来总结出一套选片标准：负能量的、心理压抑的不选;放外文片必须有中文对白;盲人观众大都50岁以上，要多选生活、娱乐类题材的国产片。

给盲人带去快乐很重要，但王伟力觉得，也不能只让他们乐，“讲述一些有价值的影片能给他们引导和思考”。

《莎翁情史》放完后，王伟力告诉“观众”：“为什么莎士比亚能成为伟大的剧作家?因为他失去了太多情感。那些伟大的作品里，他尝过的酸甜苦辣都成了作品珍贵的佐料。”他想借此表达：人生总在失与得中寻求平衡，每个人都不例外。

“哟，难怪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电影结束后，有盲人意犹未尽，拍着大腿发出感慨。

曾在盲人按摩店工作的老肖已经来这里“看”了十几年的电影，同为老“票友”的还有70多岁的老秦。他们听过崔永元、王小丫等名嘴的讲述，也听过一些普通志愿者的，但还是最喜欢“大伟”(王伟力)讲的。老肖乐呵呵地说，“他明白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

王伟力对此颇为自得。他认为要讲好一部电影，关键有两点：语言表达要适合盲人的信息获取方式，还要理解导演的创作。

盲人没有视觉语言，在讲述他们难以触摸的事物时，王伟力尽量用盲人熟知的事物代替。比如：直升机是扣着的汤勺加几片旋转的扇叶，摩天大楼是扣着的巨大玻璃杯，男子扛着茶几大的箱子，小偷夹着枕头大的包……

讲述人描述的内容，如果让盲人有依据可循，他就能顺着指引将电影的画面信息构建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恰当把握电影对白的空档并及时准确地描述画面，还需要正确的方法和长期的训练。

有时候讲述的内容会压台词，“观众”听着容易混乱，王伟力为此练就了“见缝插针”的本领，“尽量不在对白处讲，实在要讲，也要在对白的气口处简单描述。比如：女孩儿、短发、这是小红……”

此外，王伟力还试着用两套音箱把电影原声和讲述声调开。前方的主音箱出电影对白，后面和两侧的音箱出音效，侧后方有一个音箱专门出讲述声。

通过调试，电影原声还是正常音效，讲述人的声音更加“耳语化”，两种声音频率不会对撞。王伟力说，“盲人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向和频率轻松辨别。”

在技术层面之外，讲电影的另一个重头是表达电影的价值内涵，这需要理解导演。“每一帧画面都是导演精心设计的，渗透了导演的思想和文化。”王伟力说，“哪怕是3秒钟的空镜头，讲述人都要说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是导演交代情感、故事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电影里，故事情节往往在画面和声效的相互作用下推进，很多不言而喻的东西，盲人不一定能感受到。为此，王伟力会在电影开始前，剧透故事框架和情节。

王伟力把自己称为后电影人，“电影的制作和市场已有固定的机制，但我改变了它的传播方式，并增强了盲人和明眼人的创作思维。”

从“我们盲人”到“咱公民”

12年来，心目影院已不仅仅是一个“观影”的公共空间。

王伟力仍然记得“观众”刚来影院时的样子。虽然就十来个人，但屋子的门硬是关不上，“脏衣服的气味、张嘴哈气的臭味、脚臭、汗臭，都能把人熏出去”。

慢慢地，他们开始注意捯饬自己。“电影在传递文明、美丑和社会常态，”王伟力说，“我没告诉他们应该刷牙应该勤换衣服，但帮助他们走进社会，他们自然而然会有改变。”

在这里，盲人有了公共空间的意识。“如果正在放电影，有人私下议论，他们会去维护。要搁在以前，别人大声他也大声。”

还有些盲人因为“看”电影把自己打开。

杨大姐40多岁失明，心里过不去，也跟家人过不去，有三年时间家人不敢打开电视。“来了一次心目影院，回家就解禁了，”王伟力回忆，“她感受到了自己被理解被接纳，内心积蓄的情绪才能卸掉。”

王伟力记得，以前盲人来看电影时，以“我们盲人”自居，“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真正关注，又想用自身的残障多谋些福利。”

影院刚开始的几年，“不少盲人观众有捧场心态”。有盲人向王伟力抱怨，“看完电影应该有纪念品或者管顿午饭。”

有一阵子，红丹丹遭遇筹款危机，电影散场后，有盲人拿着盲棍儿出来，没出院子就说，“都没人给他们钱了，他们还干呢!”

“以前盲人观众以为我们拿他们挣钱，后来知道不是这样，但他们并不心疼我们，而是在旁边说风凉话。”王伟力有些心酸。但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价值。“近几年，他们背后说我们也是好的多。”

为了拓展盲人的信息量，王伟力组织他们参加航天馆、坦克馆、卢浮宫艺术展品(复制品)等各类展览的触摸活动，带他们去海边、去草原，触摸长城和故宫，组织他们参加盲人运动会、盲人集市等活动。

“比如去草原，可能他们的认知里会有牛粪、青草的气息、草原的清爽等等。”王伟力说，“他们越了解外边的世界，就越理解我们的语言表达和电影本身，也更愿意参加社会活动。”

有一次参观完航天馆，一位盲人感慨，“国家的航天发展得这么好，咱公民给国家交点税真是应该。”

听到这句话，王伟力觉得做这么多年助盲事业，值了!因为盲人从残缺、弱势的自我认知主动转变成了有完整、独立人格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