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胡润发布的2017百富榜中，史正富、翟立夫妇以百亿身家上榜。因为同时身为复旦大学教授，这也让史正富被称作国内“最富学者”。

2007年，史正富便以15亿的身家首次登上富豪榜，排名516位，从那时到现在，其财富在10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85%。考虑到过去十年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至少2次股灾、资本市场大起大落频繁的背景，其投资业绩的含金量就更加耀眼。

大学毕业前，史正富跟同学朱民相约合写毕业论文，并到江苏、安徽考察经济改革新情况。行至史正富的老家安徽滁州来安县，朱民吃到了史父经营的早点摊新鲜出锅的油条。

“听他父亲讲市场经历，吃他父亲刚炸出锅的油条，经济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栩栩如生，理论一下活了。”在朱民看来，史正富特别擅长从实际现象中提出理论问题。

家人在政策开放之初对市场经济的大胆尝试和与生俱来的强烈求知欲，使高考恢复第一年就考入复旦经济系的史正富，对当时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抱有极大热忱。

据同学回忆，史正富牵头组织了经济改革研究小组。

聪敏、具有批判精神是同学们对史正富的一致评价。进入复旦之前，他曾在部队服役五年，而当年被破格特招入伍，也是由于其在高中表现出的聪慧与主动。

进入大学后，史正富聪明、活跃，“对经济学痴迷”，极具问题意识，他思路敏锐，气势如虹，常常驾驭一些前沿论题，研究富于挑战性。

当时复旦经济系教师群体阵容强大，既有早年留洋、学术造诣很深的老教授，也有事业上如日中天的骨干教师。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影响下，史正富凭借其天赋和勤奋，在经济学研究上迅速崭露头角。

他的论文多次在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发表，还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如果一切按照既定方向前进，史正富也许就只是“学者史正富”了。

拐点究竟出现在哪一刻，无人知晓。

史正富自己的描述是，许多变动也是源于“偶然因素”。

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史正富留校教书一年，1987年，“为了研究美国高水平的经济学、政治学”，他赴美深造，获得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

原本计划1992年回国的史正富，一直在美国待到1995年。而此间的美国资本市场，正经历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简称“PE”)发展的第二波高潮。

毫无疑问，对巴菲特产生浓厚兴趣并对其投资案例深入研究，是史正富留学生涯中重要一笔。在此前的采访中他称自己“肯定是国内第一个知道巴菲特的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把巴菲特的投资史“倒背如流”。

与此同时，1989年KKR收购RJR纳贝斯克公司等经典案例，带动了美国股权投资“杠杆化”热潮，也感染了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史正富。

通过实践验证经济学理论的的可靠性，无疑是学者从商的诱因之一。1995年，史正富“因朋友同学邀请，兴致所至，回国帮忙”。

最初的验证并不成功。

凭借对美国大公司运作的了解，史正富回国后决定着眼于自己擅长的企业咨询领域。他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华夏西部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欲将美国资本引入中国市场。

“美国资本+中国机会”，在史正富看来，这具有可观前景。

结果事与愿违。史正富曾花一年半时间帮一家中国企业谈好美国投资，连合同都签了，没想到中国公司“不要这个钱了”。

当然沮丧。但这也让白忙一场的史正富意识到，当时中国企业的掌控者既不具备引进国际资本和服务市场的能力，更缺乏对市场规则的尊重与遵循。

这条路明显走不通。他及时转舵，开始尝试项目投资。

华夏西部投资当时投资了两个项目。其一为安徽滁州信托投资公司，后因行业整顿并入省一级的信托公司；另一项目江苏华阳水泥厂，在知情人士描述中，史正富的投资额为7000万，最终以4000万的价格转手。

好在，史正富随后靠快进快出投资包括8848(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在内的四家互联网公司，迅速倒手赚了一笔钱，填平了债务。

这一他并不乐于提及的起落，可看作史正富投资生涯的序曲。

2000年出资650万元创办上海天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公认为史正富进军投资圈的起点。

这家日后更名为同华投资集团并发展出多家支脉的公司，成为史正富资本运作的主要平台。

虽然曾在互联网投资领域实现“翻盘”、成功补贴亏损，但史正富最终却在几个项目的运作中坚持全身而退，认为其“烧钱”，同时自身“资源不够”，这让他错过一些机会。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中国虽有优势，但并不适合投资者。

综合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史正富确定了同华的投资主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他认为这一主题最适合同华的资源和能力，业务和商业模式也更容易理解。

此后，史正富开始实践自己的模式。

投资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是在2000年初与另外两个朋友合伙，收购了中轩生化40%股份并成为第一大股东。

位于山东淄博的中轩生化是中国最大黄原胶生产企业。黄原胶被誉为“工业味精”，为目前世界生产规模最大且用途极为广泛的微生物多糖。

中轩生化的迅猛发展验证了史正富的投资眼光。仅仅五年，公司的产能、销量、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增至投资时的6倍以上。

这成为史正富财富传奇的真正开端。他曾对媒体表示，截至2010年，仅中轩生化的分红就有8亿元人民币。

中轩生化之后，史正富又陆续投资了华菱星马、浙江三星、南大光电、奇瑞汽车和古井贡等项目。

经历了近十年的高成长阶段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开始了转型升级的阵痛。史正富也早已着眼思考下一个投资主题。

2014年，史正富称同华未来十年将不再局限于现金制造业；

2015年，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看重的是大型产业升级和高科技创新。但前者需要的资金量太大，于是，“只能根据我们这种小公司的特点选一个”，选了高科技创新。

截至目前，同华投资已陆续投资三十多家企业，基金规模达70多亿元，涉及TMT、生物工程、高端制造业、新材料、快速消费及现代服务业等行业。

关于投资的具体方式到底是PE、VC还是产业投资，史正富是怎么合适就怎么投。

“条条道路通北京嘛！”他说。

尽管不局限于任何投资方式，史正富的投资却始终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项目少，投资大，介入深，周期长。

同华投资的官方网站上对其“择优合作”的投资战略是这样阐述的：

秉持“少而精”的原则，不重投资数量，不跟热点风向，而是敢于集中巨额资金，为具有优异成长性的企业和优秀企业家，倾力协助其发展。

与投资圈常见的广撒网式投资手法相比，这种重仓进入、重拳出击的风格无疑十分大胆霸道。

史正富在投资领域强势凛冽的作风，比照其学者身份和彰显出的温和风度略显违和，反倒像五年军旅生涯留下的雷厉风行的个人印记。

史正富在2005年，以巴菲特的“价值发现原则”为基石，确立了同华的核心投资理念：基于价值发现的价值共创。

在投资领域的种种际遇令他意识到，仅仅发现企业的内在价值还不够。

做股权投资，看重的是企业多年后的价值，是企业未来的成长性。而这种成长性并非既定，也不能独立于投资者行为。简而言之，就是投资者要介入企业的成长过程，提供有针对性的增值服务，也就是要和企业一起把看到的未来创造出来。

从同华官网上梳理史正富的投资历程不难发现，其多数投资发生于企业初创阶段，部分发生于企业困难阶段。

华菱星马：2004年在企业创业初期投资进入，之后，同华开展的工作包括：主导企业增资扩股、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融资，推动公司上市工作。

南大光电：2006年在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并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后，支持企业获得科技部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解决了公司发展的资金瓶颈。

安徽格瑞德：2011年4月投资时处于创业期的公司，之后，促成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协助获得产业发展园区土地，协助制定企业融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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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案例中还提到，同华还为其投资的公司引进高管人才、拟定团队激励方案等。

而查阅公开信息可以看到，史正富担任高管的公司共15家，其妻子翟立亦为15家。

从战略布局到细节管理，同华对其投资的公司介入之深，可见一斑。

在史正富看来，投资者就是要把自己“加进去”，在推动受资企业持续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资本增值。

“因为投资如同结婚，双方关系决定前途好坏。”史正富说。

毋庸置疑，“蜜月期”给投资方和企业都带来过甜头。

拿华菱星马来说，史正富投资时，这还是个没有客户、没有品牌、甚至没有牌照的“三无企业”，在同华的重金下注与策略引导的双重“加持”下，它成功发展成了重卡行业的领头企业；而南大光电则摆脱亏损走上阳光道，于2012年成功上市。

“蜜月”的另一边，危机也就此潜伏。

深度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发展布局，给史正富与企业经营者埋下冲突的伏笔。

这个时候，史正富军人般的强势作风就开始表现了。曾经有合作者指出，早在华夏西部投资水泥厂项目时，史正富就强势清退过原来的管理层，导致工人围住他“要打人”。

而创业者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中轩生化项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入主中轩初期，史正富承诺“搞生产经营，不搞资本运营”，以打消时任董事长的周福禄等创业元老的顾虑。最初几年，他也未向企业派出任何财务、经营等监管人员，自己都很少来公司，双方相处融洽。但随着中轩生化的迅速发展，史正富开始介入企业的财务投资。

2003年，他请来了投行、券商，酝酿将中轩香港上市，并在当地政府进行了备案。

这引发了中轩创始人周福禄的强烈抵触，矛盾发酵和升级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企业甚至遭遇了十余年来首次亏损，但史正富并未停止对中轩的改造动作，一度导致生产秩序恶化。

多年的拉锯交锋中，史正富认为周福禄抵触上市“不可理喻”，而农民出身的周福禄则指责史正富“出尔反尔”。同为军人出身的二人表现出对等的强硬姿态。

两次上市未果后，2010年2月9日，史正富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投资设立了淄博中轩第二个生产基地。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鄂尔多斯子公司的董事长为史正富的妻子翟立。

在处理与古井贡的关系时，史正富也曾面临不睦境况。对管理层进行调整后，他遭到“冷遇”，一度召开总裁会都无人参加，最后在地方领导的干预下才把会开起来。

另一个维度上，史正富似乎并不缺乏与人打交道的素养。

在美留学期间，他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交往密切，并与当时在美留学、日后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标杆人物林毅夫、钱颖一等有着深入交往。

史正富进入投资圈初期，PE这种私募股权投资方式才刚刚在中国萌芽，资金来源主要是熟人和朋友。复旦大学的不少老师，都曾是史正富募资的对象。而当时复旦大学教师圈之外的一些“有钱的学者”，如樊纲、张五常等，也曾把富余的资金交给史正富打理。

与学术界的密切交往，为史正富增添了几分神秘背景；学者这一身份，也在争取资金和项目，为其完成了绝佳的信誉背书。

而史正富与家乡政商两界的密切关系，则构成了他投资生意的重要脉络。

纵观史正富近20年的投资史，其选择的项目多集中在长三角一带，尤以故乡安徽居多。2003年，史正富斥资2.4亿投资了位于安徽马鞍山的华菱重卡、2007年又投资8000万获得位于安徽巢湖的奇瑞汽车2.5%的股权，2009年安徽亳州古井贡集团改制时，史正富又斥资4.6亿元拿下其40%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此前曾有媒体披露，史正富与安徽淮北地方领导关系密切，而安徽省投资集团的总经理也是其在安徽投资的重要牵线人。

实际上，史正富无论在其学术研究还是经营实践中，都极为注重地方政府及官员的作用。

在2013年出版的《超常增长》一书中，史正富将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称为“三维市场经济”，认为地方政府也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主体，并在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经典的“政府-企业”二维关系，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史正富在书中指出，地方政府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国政府科层体系中的一个级别，又是这些地区经济规划的管理者、收益分享者。一面是政治人物，一面是经济人物，要从事商务活动。

史正富从不刻意回避官商之间良好关系的维护，同时，也对地方政府的投资经济措施持肯定态度。

他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官场最大的变革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经常有一批非常能干的人，跟官僚这个词关系不大，“我们理论界可能过于黑化了中国地方问题。”

以投资人身份享受到地方政府的投资政策优待的同时，丝毫不避讳对地方政府作用的肯定、对地方政府官员能力的赞美。

这个侧面的史正富，无疑是带着一点率真书生气的。

书生气、有情怀，也是熟悉史正富的几个朋友对他的评价。而史正富对自己的评价则是：乐天派、性情中人。

在《超常增长》一书中，史正富不仅将“献给翟立——我的妻子、挚友、伙伴”印在扉页，还在后记中大书特书对妻子的感谢，称翟立“是上苍的恩赐，是无言的福音”。

至情至性的文人情怀，尽显无疑。

史正富曾慨叹，企业界的人和做学问的人，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格。

在两个领域唱戏，自如切换两种人格，并不容易。

致力投资的20年间，史正富并不曾远离做学者的理想。2003年，他创办了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个人支付研究经费和研究者薪水；2014年，他与安徽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并捐助500万元用以支持研究院的运行与发展；2015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他又出任该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史正富还个人出资400万，在2007年组织经济学界出版了一套中国改革丛书，系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验。

在公开的演讲发言中，史正富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对中国经济制度的研究上，很少涉及投资领域。

他曾多次跟朋友提过，要彻底回到复旦教书，也曾多次表示要回到校园专心搞学术，将实践所得运用到对中国经济机制的研究当中。

但，“生意繁忙，一拖再拖”。

或许，这是一场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间的博弈。

2012年，58岁的史正富说，再过两年就退休。

五年过去了，63岁的史正富身家百亿，关于退休，尚未听到任何官方消息。

而这场贯穿了史正富大半生的内心拉锯战何时才能告一段落，至今没有答案。虽然，他曾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我的理想一直是做个学者，组织一批人，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拿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