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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外卖平台应该拿出更多诚意和心力，扮演好守关者的角色。政府主管部门也有必要重新设计监管模式，适应网络订餐时代的消费模式。
据《新京报》报道，在北京像素小区有102家开在走廊里的小餐馆，它们店面狭小，专营外卖。两个月来，记者进入饭馆暗访，陆续应聘9家饭馆服务员、杂工。它们无一例外均无“餐饮许可”，但在外卖平台的默许下上线，摇身变成生意火爆的正规店。北京像素小区物业直言，这里的100余家餐馆，90%以上都是无照经营。网络订餐在改变写字楼白领、社区居民日常习惯的同时，也出现了泥沙俱下的情况，形成了这个万人规模的“外卖村”。
外卖平台的强势崛起，迅速改变了都市上班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种种光鲜亮丽的营销盛况背后，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重重乱象。厕所洗手池洗菜、用过的餐盒洗了再用、PS假证黑店三天上线美团外卖，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的餐厅竟成了百度外卖APP推荐商户……一段时间以来，和“外卖”有关的负面消息，业已形成了一阵“丑闻接力”的浪潮。很多城市都曾曝出过外卖餐馆无证经营、脏乱不堪的新闻——这种跨地域的“普遍性”表明，餐饮外卖平台行业的管理，不能仅依靠平台自身，必须引入外部监督的力量。
北京像素小区“外卖村”的惊悚景象，以集中的样本、庞大的体量将餐饮外卖行业的阴暗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百余家外卖小餐馆，绝大部分都属于无证黑店：从业者没有健康证；餐馆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也没有餐饮服务许可证……“什么都没有”的馆子却可以生意兴隆，这在餐饮实体店时代注定是不可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依靠“前置审批”“到店抽查”及“食客举报”为主要手段的餐饮监管逻辑，在餐饮外卖大行其道的今天，已越发捉襟见肘。
众所周知，外卖黑店普遍存在着“未批先营”的状况，而因其店面隐秘、规模较小，在应对工商、食药监等部门的检查时，也往往能从容地“躲猫猫”“打游击”。现有的公共监管体系，面对餐饮外卖平台似乎束手无策。而与之相较，各家外卖平台虽然掐着旗下餐厅的“命根”，但这种管理关系，并未转化为正面的、有效率的约束力。更多时候，所谓平台方的筛选和审查，只是徒有形式走个过场而已。
名义上，外卖平台也会要求相关餐厅上传营业证照，并号称会派区域业务经理实地查核。可诚如我们所见，此类做法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者，由于平台服务提供方的放任和监管缺失，让不合格的餐饮企业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受公众信任的大平台。再者，基于平台抢占市场份额的考量，尚处于初级扩张期的外卖电商，客观上存在着尽可能多吸收店家招揽顾客的冲动。北京像素小区出现的“外卖村”，最直观地反映出外卖平台既缺乏治理意愿又缺乏治理能力的窘境。
互联网所引发的业态变更，从来都是一个“赋权”的过程。网络外卖的兴起，实质上导致了“决定餐厅能否入场”的权限，由监管部门转移到了平台电商。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有多大的权力便应承担多大的责任，掌握着市场入口的各家外卖平台，显然应该拿出更多诚意和心力，扮演好守关者的角色。当然，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也同样有必要重新设计自身的监管模式，以求真正适应网络订餐时代的消费特征和交易方式。
其实，无论扯上多少科技创业神话，网络外卖仍须直面餐饮业的终极命题，那就是必须确保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