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
性别比例原应是一架平衡的天平，男女在婚配时一一对应。但我国30多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男孩一端高高扬起，女孩一端向下滑落，两端的差额已经拉大到千万。
这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女婴被提前泄露身份，喜好男孩的父母选择性放弃了。大量应该出生的女孩没有出生，这被称为“女孩缺损”(MissingGirl)，或“丢失的女婴”。人口学家和政府机构对这种缺损忧心忡忡。
胎儿的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成为女婴丢失的关键环节。花样繁多的B超鉴定性别在围追堵截中尚未灭绝，更为隐蔽的寄血验子开始流行，并迅速形成地下产业链。
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再次将“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并确定为“两非”(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专项整治年。国家多部委磨剑待发，意欲斩断性别鉴定黑链，挽救“丢失的女婴”。
B超乱象
上世纪80年代B超开始流行时，我国就规定B超不得用于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这条标语至今仍贴在各大医院的B超室墙上。但实际上，不仅B超鉴定性别在人情社会的缝隙里难以消除，各种性别鉴定的花样也层出不穷。
研究性别比失衡十余年，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在全国跑了500多个县考察性别比，他在农村看到，没有资质的“游医”骑着自行车，到各个村子转，看到孕妇就主动搭讪，想知道胎儿性别？打开自行车后驮着的便携B超机，当场就检测。
而很多私人诊所专门做性别鉴定，鉴定出是女孩，B超检测就免费，检测出是男孩，则要收几百元。
“这意味着，如果鉴定出男孩，就是一锤子买卖。如果是女孩，那么诊所就直接帮忙流产”。
国家卫计委家庭司性别比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周恭伟也听说过类似的链条操作：一个县城的面包店老板，面包店后面就藏了B超机，鉴定性别一次500元，如果是女孩，就介绍去诊所流产，整个过程收几千元，判了几次刑出来后仍不罢手，这比卖面包挣钱。
调研中原新还发现，有孕妇自己购买B超机鉴定性别。虽然我国早有对性别鉴定设备的管理规定，但国内B超机便宜的只需两三万元，有些更便宜，目前监管手段尚不能堵住B超机市场销售的漏洞。
孕妇是否使用过B超鉴定性别，取证极难。有些“游医”被查处，大多是被“乌龙事件”牵出。
B超技术最初清晰度不够，农村很多地方，误把男孩看成女孩，流产后孕妇发现错了，回头举报，随着仪器质量有所改善，“乌龙事件”大为减少，却没有消失。
去年厦门翔安警方就查获了一个“一台便携式B超仪和一辆汽车”的流动非法检验团伙，一个二胎孕妇检验中发生乌龙，错失男孩愤而举报，被抓4名嫌疑人交代，80余名孕妇参与过街头流动的非法性别鉴定，其中有8名孕妇因为鉴定结果是女孩，去医院或自行流产。
周恭伟分析说，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男孩性别偏好，直接原因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
“假如我们的制度衔接完完全全没有问题，B超鉴定就可以杜绝”，原新分析说，B超鉴定胎儿性别，至少要等孕期4个月，胎儿生殖器官发育成熟。胎儿四个月以上只能引产，而现行政策规定非医学原因不允许做引产，那么即便鉴定出是女孩，在医院环节把住关口，也是可以避免这些“丢失的女婴”。
然而，将性别鉴定提前的孕期七八周的血液鉴定DNA技术在香港得以突破，于是，一条非法的从内地向香港寄血验子的地下产业链逐渐流行起来，成为我国性别比平衡治理的新阻力。
寄血验子
去年年初，浙江曝出首例以非法行医罪进行批捕的“寄血验子”案。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一家私人诊所的医师陈某，在温州地区给孕妇采血并将血样通过客运班车托运至深圳，抽取每位客户500元至800元提成，香港那边派人将血样携带入境香港进行检测化验，每例收5800元至7500元不等的鉴定费。
瑞安市警方将陈某等人抓获后发现，他们已为近300名孕妇进行了采血和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获利20多万元。
之后全国又有多起寄血验子案件曝出，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组织联合督查调研组到深圳罗湖口岸调研并座谈，“之前他们对这方面不是特别留意，座谈后回京不到一个月，就有消息反馈说，他们抽查到两起带血样过境鉴定性别的，每起携带孕妇血样达100支(采集试管)以上”。
今年2月4日深圳海关公布，再次截获胎儿性别鉴定报告12份，孕妇血样采集试管50支，空白孕妇血样同意检测书25份。而过去半年间，罗湖海关仅在出境渠道就查获了孕妇人体血液339管。据携带者供述，这些样本都是用于到香港做胎儿性别等基因检测。
在网上搜索，不难发现从流程到费用的各种寄血验子广告信息，也有的隐匿在论坛和QQ群等社交工具里。
一家2005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国际医疗服务公司，官网标明的最主要业务就是“香港DNA检测胎儿性别”，并在网站发布了一系列游说意味极浓的文章。
在他们推介的DNA检测技术中，孕妇怀孕7周以上，就可以通过孕妇的少量血液鉴定出胎儿性别，三五个工作日拿到结果，准确率超过99%。
一个名为“香港验血”的QQ群里，有261个成员，群主和群友都会上传和交流去香港鉴定胎儿性别的攻略，有的过港抽血，有的是深圳抽血然后交给中介，还有的是通过中介寄血去香港。
一位自称香港某医疗机构工作人员、QQ名为“宝宝-香港验血鉴定”的王先生介绍，他们机构为内地孕妇做血液化验鉴定男女已经有四年了，每年都有几百位客户。
王先生介绍，他会先邮寄一个箱子给客户，箱子里面都是干冰，孕妇拿着管子和针筒到周围的诊所，花50块钱抽取12毫升的血，然后用快递发回给他们就可以了。他们收到血样以后就会送到香港化验。而送香港之前需要预付两千元钱。
神秘中介
南都记者通过香港一家医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上可以寄血鉴定性别的香港接头人林先生，他接收的内地血样“从没被查过”。
“我们这个行业是灰色的”，林先生自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下线，“我有渠道，能够把血样送到香港正规的化验所去，给内地客出报告。”
林先生介绍，做这行不用交保障金，他会给中介返佣金，或者下线中介自己收钱，他提供有利润空间的鉴定价格。
一个月介绍三五个客户的中介，林先生根本看不上眼，他的下线，最多的一个每个月能够介绍100个左右内地客源寄血到香港检验性别，这样的中介自己是有正常工作的，做这些只是职务之外顺带。
林先生喜欢那些本身在医疗、妇幼保健系统或与此有关系的中介，“一个月寄上百个血样的中介，他在内地有资源，是专业的，光是采样的诊所就有三四个，雇了两台车，每天就这样跑，所以他一个月能赚几十万”。
林先生给中介的返佣和中介介绍的客源数量挂钩。“鉴定零售价4500元人民币，中介在内地可以收5000元到5500元一次。去年寄血验子的价格还是6000多，但因为现在竞争相对激烈一点，人也多了，客户量也大了，价格也就逐渐下来了”。
声称有自己的渠道、从没被查过的林先生介绍，“如果真的被查到，肯定是要重新通知，重新发血样”。
“在寄血验子过程中，中介是罪魁祸首，没有中介也搭不起从孕妇到香港检验部门的产业链，国家卫生计生委将会同公安等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中介的处罚打击力度”，周恭伟主任介绍道。
布局严打
打击“两非”行动，一直作为治理性别比偏高的最直接的利剑。
“两非”的“非”，并不像很多媒体误报的“非法”，而是“非医学需要”(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从医学角度理解，有些遗传病是只传男或只传女，或者B超中发现胎儿存在重大身体缺陷和具有遗传疾病等，这些因医学需要的告知性别和流产引产是允许的。
“近年来，一些非法机构通过网络拉业务，由专人上门或选取隐蔽地方为内地孕妇抽取静脉血样，送往境外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已形成非法牟利的地下产业链”，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底已经摸清香港寄血验子的基本情况，2014年底，会同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工商总局等14个部门联手布局防控寄血验子，在广告、中介、采血、检测、运输和出境等重点环节进行联防联控，2015年将展开对各地落实14部门文件情况的督查。
在这份公布仅一个多月的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通知中，第一个关口就是网络广告，文件称将督促搜索引擎类网站通过设立过滤关键词等技术手段，屏蔽网上涉及胎儿性别鉴定的广告信息。
“以后对性别比鉴定这样的广告帖子，会有工商和网络信息监管部门严查”，周恭伟介绍，自己平时也会上网去搜，年后要开各部门的协调会检查落实情况。
防控寄血验子的通知还规定，抽血环节牵扯到医疗，为孕妇验子抽血被查到，将按非法行医处理。
寄血验子的运输环节，除了快递，还有的自己开车，坐火车，或通过长途客车。周恭伟介绍，交通运输部和海关部门都被纳入14部门，各自管控自己的环节，让血样“抽得出也运不出”。
“2015年我们将继续抓立法工作，目前计划生育法正在修改，我们在修订部门规章时，发现上位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周恭伟主任介绍，以前从事“两非”违法行为罚款不能超过三万，而现在从事“两非”行为人员的收入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罚三万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打击震慑作用。今年我们要抓根本的问题，配合相关部门、相关司局加快立法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性别鉴定违法成本不高、发现抓捕困难，却获利巨大，在利益诱引下，很多人犯罪被抓，但坐一年半载的牢，出来后继续做这行，或者丈夫进去了，妻子接着做，家族式接力。
2014年9月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草案)》在网站了公示，规章中将收缩以往罚则上面的弹性空间，减少罚则过于笼统，讲人情、处理轻的情况。
“我们今年准备要建立前科人员数据库，将这些从事‘两非’的有关人员纳入社会征信黑名单，让他们无处藏身，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处处受阻”，周恭伟主任介绍，针对性别鉴定人员喜欢在交界地带流窜作案，今年会继续完善区域协作机制，包括信息共享、案件办理协作等。
根据全国“两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统，2007年7月到2014年底，全国共立案“两非”案件两万多起，破获1.6万件。
而原新教授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推算出，34年间我国累计总量为2345万-3631万人(即产生等量的男婴“多余”)。虽然近6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连续下降，但是每年依然新增加约77万-108万的“丢失”女婴。“丢失”女婴包括性别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女胎、瞒报漏报女婴等，根据现有统计资料尚无法判断二者的数量关系。
“性别比治理的根本是改变传统的男孩性别偏好，是个长期过程，必须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周恭伟认为，要坚持标本兼治。目前在人们观念尚未根本改变前，要下大力气，加大整治“两非”工作力度，这虽然不治本，但能为治本创造条件和赢得时间。
